[东凯] 蝴蝶（上）
起初不经意的你，和少年不经事的我。
小王老师第一人称，关于他十七岁时的故事。
可能有部分情节和事实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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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飞鸟]
世纪末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站在彻夜通明的长江大桥上。游轮比以往多得多，周身都亮着霓虹，缓慢而宁静地驶过去。人群开始倒计时，开始喊叫，开始鼎沸，然后新世纪的烟火璨然飞升，把夜空撕裂。
那时他从身后抱住了我。我们的世界并没有像谣传一般天崩地裂，燃烧后的火焰落下来，明明灭灭地落在长江里。他抱住我，他说，二十一世纪来了。
出门之前他喝了点酒，这会儿手心热乎乎的。他把滚热的手心贴在我的后背上，我隔着毛衣棉服，隔着皮肤，感觉到他血管里浓丽的鲜血。新世纪来临的时候人群全在鼓掌，全在拥抱，全在欢欣雀跃，于是他也抱我，他踩着新年的鼓点，把我揉进他怀里。
二零零零年的一月一日，我十七岁。零点零分八秒，我在他的臂弯里，余光看见天角挂着一丝纤柔的月牙。
两千年的月色，全都融进这纤细而清亮的一瞥。
他的酒吧开在江汉路上，并不显眼，要穿过一个巷口，尽头才是。不，我当然没有去过那里。我是在巷口对面的一家音像店里见到他的，离我家很近，我有时会去那里租碟看。那天我看见他，是个陌生面孔，坐在柜台里抽烟。我愣了下，问他，老板在哪儿？
他看了我一眼，把烟灭掉。他说老板喝高了，在里间睡着。我帮他看会店，你要什么？
我站在一盘花花绿绿的录像带前面挑选，满屋子都是发霉的气味，烟味，和打口磁带会有的味道。这家店的一半在地下，天花板很低，他就俯下身走了过来，接过我正拿在手里的那盘带子。
他看了一眼，阿飞正传。他说你这么小，不适合看这个，又说：“不常见你这样的高中生喜欢这种电影。”
对，我喜欢张国荣。我说。
他笑了一下，转身走进柜台里写租碟记录，把那根灭掉了，但还剩一半的烟夹在指间。他把带子递给我，在半空中顿了顿，他问我：“多大了？”
我犹豫了一下，回答他：“刚刚十七。”
他说，好。我不知道那个“好”指的是什么。
那时高三刚开学没几天，天气燥热，外面的树上还有蝉鸣声。校服衬衫在我身上就像个麻袋，后背上湿透了，全是汗。周五下午，我背着硕大的双肩包，在那间逼仄的音像店里第一次看见他。
我走出去的时候，上七个台阶。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就在我背后，他看着我，似笑非笑，若有所思。迈出门的那个瞬间，听见他的打火机清脆地一响。
直到很久以后的后来，我才明白。在音像店里那天，他用他掌心里那只黑色的塑料打火机，在我耳边轻轻打响，他点燃的是足以燎原的一颗星火。
而我是荣枯无尽、生生不息的原上草。
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叫靳东。靳那个字是一个革右边加一个斤，东方的东。但他是个北方人。十七岁那年我对北方的全部印象，隐约只有山脉和长城，还有野马，还有荒野上奔波着狂浪的风。这些印象全部来源于语文课本上的边塞诗，铁马秋风大散关。
他那时问我，武汉的空气特别湿，你有觉得吗？
我说有，但是我喜欢。可我没想到许多年以后，我也成了北方人。我才知道，有一处立锥之地得以栖息，窗外是黄沙戈壁还是大江东去，拉上窗帘，其实都无甚区别。
那年我已经长大了。
我时常问自己，在我十七岁那年，他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。那时，我把他当成乏善可陈的生活里的一个意外。一九九九年的夏秋之交，我上高三。我的生活里只有单词、试卷和练习题，堆在桌面上，雪片似的。我坐在课桌前，会错觉这样的生活永无尽头。
后来，他就出现了。一个北方人，来南方城市最繁华的那条街上开酒吧，他说，他是离家出走，奔波至此。江汉路当然不是他的终点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终点在哪，或许有一天他就会离开，什么也不带来，也不带走——他不知道，他的模样让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很容易产生联想，联想到小说里的那些流浪者，那些末路英雄，联想到《阿飞正传》里那只没有脚的飞鸟。
我去还录像带那天也是周五，他不在那里。音像店的店主说靳东是他的朋友，他俩经常在酒吧聊天喝酒。听见我打听他，又说：“你是个乖学生，别招惹他。”
我穿着蓝白色校服长袖的样子着实像个乖学生。那时入了秋了，天渐渐凉下来，每一阵风过都听见落叶的声音。我从店里走出来，感觉到起风了——傍晚的风是带着刀的，第一刀割掉袖子，第二刀割上皮肤。
在凉透的晚风里，我看见他。
他骑着一辆陈旧的摩托车，从狭窄巷口里穿过去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他回过头。他冲我笑了，一手离开车把，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，然后融进夜色里。
所以他是灰暗底色上，黯然销魂的一闪。
告诉我他叫什么那天，他也告诉我他的寻呼机号码。写完作业是十点半，我爸刚睡下，我轻手轻脚打开门，在他挂在客厅的外套口袋里摸到他的寻呼机。
我躲在卧室打电话给寻呼台，听着那边寻呼小姐清澈的声音，突然忘了我要说什么。她还在等，我说：“明天是周末了，我去找你吧。”
我想了这么久，就憋出这一句，寻呼小姐仍然温柔，她说：“请问就这些吗？没有了？”
那时我仰起脸看见浓墨重彩的月色，突然又沉静下来，我说没有了，谢谢你。
在那轮月亮慢慢上移的过程中，我一直攥着我爸的寻呼机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趴在桌子上睡了一会，因为它叮咚响起来的时候，我枕在我自己的手臂上，它麻了。我抬起头，看见屏幕上仍旧是简简单单的那个字——“好”。
周六傍晚朦朦胧胧开始下雨，我借口找同学问作业，撑了伞，去他的酒吧找他。经过红砖垒砌的小巷，被酒保拦在门外。他说这儿还没营业。
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即使营业了，我这样的也不允许进去。于是我说，我找靳东。
酒保狐疑地上下打量我，半晌，肩膀被拍了一下。靳东就站在他身后，冲他摆了摆手。酒保走开，他就过来，伸手牵起了我的袖子。
他带我穿过这间黯淡的酒吧，灯光没开，有人在打扫。尚未营业的酒吧不算是酒吧，可以允许一个十七岁男孩的闯入。他把我带到屋角他的办公室里，同样也是他的客厅和卧室。他让我随便坐，问我吃没吃饭，我说没，我想着来找你。
他出去了，过一会，从后厨端过来一盘热乎乎的炸薯条，递给我。
他的办公室有个窗户，外面是酒吧大堂，平常拉着窗帘，什么都看不见，隔音效果也还不错，外面推杯换盏，传过来只剩下嗡嗡的鸣声。一九九九年的秋冬之际，武汉降温很快，十月底我就穿上了我的厚毛衣。我的体温偏低，到了秋天，手脚一直是凉的。他有时就把我的指尖揣进他的口袋里去。
我动一动手指，摸到他口袋里的烟盒。我没告诉他，他抽烟的样子很酷。他不把烟雾吸进去，就在嘴里过一下，立刻吐出来。他吐烟的时候习惯闭着眼睛，慢慢呼气，烟气就缭绕在他周身。他在那片烟雾里睁开眼，望着我。
那时我还不太懂什么是颓唐的美感，伍尔夫笔下荒草丛生的别墅，抑或是川端康成的雪国，我尚且没读过。但我在十七岁的某个傍晚，看见黑色的夜，看见白色的烟，我突然被那种美感所打动。他笑了，他问我，小孩儿你在看什么？
我走过去，他抽烟的时候从不站在我身边，怕熏着我，躲得远远的。我说，那我们现在算是好朋友了？
他又笑，我以为我问了什么特别天真的问题。过了挺久，他把烟按灭在玻璃杯里。
你说我们是，那当然就是。他说。
于是我每个周六傍晚出门，“找朋友问作业”的这个借口似乎心安理得了一些，有时我甚至真的来这里写作业。他到大堂里去照看生意，留我一个人在屋里，叫我不要掀开帘子。
我不可能真的听他的话。
我看见帘子外面的众生相，红男绿女，痴男怨女。故作矜持的女孩，自斟自饮的少年。我发觉到，我甚至能从他们的一颦一笑里看出他们的关系，是情人还是做戏，是真情还是偷情。那时，这扇窗成了屏幕，酒吧变成一部电影。
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外面是动的，而我是静的。我也总能在茫茫人海里找到他，人不多的时候，他就到里间来，和我聊天，问我想考哪个学校，问我未来的打算，或者窝在沙发上陪我看电影。人多的时候他也曾亲自去调酒，也曾灌下一整瓶，对着某个男人挥出拳头。有时他一时兴起，也会跑到台上去唱歌。
我听过一次，他唱摇滚，唱张楚的《西出阳关》。
——我站在戈壁上，戈壁很宽广，现在没有水，有过去的河床。
那时我总想到《阿飞正传》里张国荣说到的那种飞鸟——有一种鸟没有脚，所以它不会停留，飞到累了就在风里睡觉。而他也说过他不会留下，有些人的骨头里有血，血里有火，他的路途永远有始无终。
我说，那你能带着我吗？
一九九九年底，我的耳边总听到一些传闻——二十一世纪的太阳永远不会出现，灾难将至，我们将在九九年的最后一秒钟灰飞烟灭。他说好啊，那也好，世界在一瞬间毁灭，情人和仇人都同生共死。
但他那个愿望并没有成真。元旦那天凌晨，在武汉长江大桥上，有人放响了一个拉花，他踩着遍地红色纸屑抱紧我。那是他第一次抱我，他凑在我耳边说，新年快乐。
他还说，如果我有一天要走，我不会带上你的。
我不会带上你。但是等哪天你自己会飞了，可以来找我。
tbc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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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凯无罪，ky拉黑。如果你批评我，我会骂你。
相信我有朝一日会更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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